到了1960年代后，这种原子式的个人成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笔下的单向度的人。

那个时候，同学之间的感情是朴素的，想问题比较简单，虽然感到临时改学校可能有风险，但我还是痛快地答应了这位同学（可惜这位同学没有考上北大）。早在助手时代便发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的法性质》一文。

先生之平等理论影响至今，被认为是奠定了当今日本宪法学平等研究之基础。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张老师心中有学者的爱国情怀，关注现实中的宪法问题，为学生展现有血有肉的宪法学情境。因身体原因，他平时外出不多，但对变革中的中国现实十分了解，只要学生去拜访他，他就讨论实践中发生的一些问题。1988年许老师开始招收博士，有一次，他通过一位学生问我是否想报考博士。笔者在访学期间，权教授非常关心我的学习与研究工作，想办法为我的研究提供各种便利。

大学毕业后，许老师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国家法（宪法），开始了长达六十多年的宪法学研究与教育生涯。张老师作为参与修宪的学者之一，这期间也作了几场学习新宪法的报告，拓展了我们的知识面。[18] 另一例被称为奥修案。

[57]由此，那种不是基于自己的良知而是受到某种命令支配的行为不属于学术。例如，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2条规定：文娱、体育活动，正常的宗教活动，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不适用本法。[6] 参见前引[1]，Merten文，第18页。[7] 前引[1]，Merten文，第67页以下

另一方面，在没有领导、指导或监督关系的立法主体之间，审查结论的效力没有高低之分。究其原因在于，尽管相关立法对法律规范从制定到实施的各个阶段均规定了合宪性审查义务，但各级立法主体该如何履行该义务却并不明确。

这正是审查主体一元论和多元论发生分歧的关键所在。根据前文的梳理，至少存在以下三种情形，要由其他立法主体审查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比如，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担负起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就地消化违宪行为。在指导和监督关系中，指导者和监督者通常只能通过撤销的方式对被指导者和被监督者的审查结论作出否定性评价。

我国宪法把宪法解释权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作出以宪法解释为基础的合宪性审查。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多元主体的审查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各级立法主体的初始审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复核审查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终局审查，它们构成了体系化的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这种在宪法理解的指导和支配下作出的行为也是合宪性审查，可称之为以宪法理解为基础的合宪性审查。然而如前所述，合宪性审查成为何种性质的行为，取决于其依据的是审查主体的宪法理解还是宪法解释权。

[14]参见《立法法》第九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需要注意的是，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双重身份的影响，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会发生身份重合问题。

另一端连着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其作出终局审查决定提供参考。按照一元论的观点，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外的其他立法主体的义务仅限于发现和提交，即发现法律规范中可能存在的合宪性问题并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处理。

前者在制度形式上表现为撤销，后者表现为改变。如前所述，一元论和多元论者分别从规范和功能维度来论证本方观点的合理性。第四，在作用方面，宪法理解能对主体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二、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之现实图景 准确把握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的现实图景是讨论审查主体范围的前提。第三，来自立法主体外部的力量影响有限。第二，不同立法主体针对同一法律规范是否合宪的判断出现异议，提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裁决。

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必要采取措施审视自身宪法职责的落实情况。由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便具有了两种身份。

[19]韩大元、张翔等：《宪法解释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页。[1]参见张翔：《合宪性审查时代的宪法学：基础与前瞻》，《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第16页。

它们除了有不同的审查主体，在行为性质、规范依据、法律效力等方面也存在差异。结语：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体系化的发展空间 本文的分析表明，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其他立法主体同样可以成为合宪性审查主体。

再次，对多元化的审查主体进行正面建构，推动其向体系化迈进。它以各级立法主体的宪法理解为依据，在其行使立法权的过程中被表达出来，并因此具有规范效力。[6]封丽霞：《制度与能力：备案审查制度的困境与出路》，《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2期，第110-111页。具体而言，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草案需要交给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此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立法主体的初始审查，尚不存在复核审查的必要。

梁鹰：《推进合宪性审查的原则和方式》，《学习时报》2018年12月24日第3版。[11]《军事法规军事规章条例》规定中央军委法制机构、各单位法制工作部门应当审查军事法规草案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其中必然包含是否与宪法相抵触的问题。

对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工作进行体系化建构的意义就在于，进一步明确各级立法主体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的角色和地位，在尊重宪法和法律秩序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各级立法主体的合宪性审查能力，从而提高法律规范体系的合宪性。[23]转引自刘松山：《彭真与宪法监督》，《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148-149页。

一元论者认为，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主体只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内部争议较大，或者全国人大其他专门委员会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审查结论有异议的，应当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常委会会议对系争问题进行实质审查并作出结论。

众所周知，中共十八大以来，党愈发强调法治思维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各级立法主体在初始审查时解决合宪性争议的能力终归是有限的，使得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复核有其必要。[10]参见《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不同地区的法律规范对宪法的规则、原则与精神理解不一致，有必要予以统一。

初始审查的结论一经作出，便在立法主体的立法权所能调整的范围内具有了相应的法律效力。逐一讨论各层次的审查活动，可以发现我国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体系化面向。

三、合宪性审查主体多元化的基础和依据 （一）宪法理解与宪法解释均可作为合宪性审查的依据 在讨论合宪性审查的依据时，对合宪性审查的定义颇为关键。借鉴《立法法》99条以往实施效果不佳的教训，应当要求各级立法主体提高对合宪性审查请求的回应性，应当将审查结果及时公之于众。

上述宪法条款对法律规范合宪性的要求被下位阶规范反复重申。另一方面，它也是宪法解释主体，针对国家机构、公民或组织提出的合宪性审查要求和建议，依据宪法赋予的宪法解释权对宪法的含义作出权威论断。